安雯也许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我不喜欢娱乐圈,准确地说,我不能适应那种复杂的生活。虽然20年前内地圈子比现在纯净得多,但一些不良风气已经开始抬头。”
10岁进入中国戏曲学院的履历,让她把现在的中戏本科生都称为“非科班的”:“只有像我们这样自小在中戏长大的才能算科班。”凭着导师张君秋老师的举荐,安雯进入《红楼梦》剧组,就此以晴雯的形象被广大观众熟知。“但我本人性格和晴雯有很大不同,她泼辣、尖刻,对命运不满,而我随遇而安。”
1986年,《红楼梦》拍完后,安雯带着好玩的心态,花5元钱报名参加了北京的一个歌手大赛。“那一年冠军是红豆,而我连决赛都没进。”就在那次比赛上,她遇见了和自己相伴18年的爱人苏越———这个谱写了《血染的风采》、用《黄土高坡》吹起中国西北风的男子。“一张写着我第二天演出地址的纸条被他拾到,当晚他和我通了40分钟的电话。”苏越对安雯一见钟情。
“他追了我一个多月吧。”安雯回忆。“肯定不到!”苏越不服。安雯不加理会:“初识后一个星期,他约我去他的工作室玩,唱歌给我听。”苏越说:“其实我有预谋,我是那届歌手比赛的评委,从预赛开始我就留意她了。我在我的工作室唱歌给她听,希望我的歌声能打动她。我成功了。”
安雯开始很羞涩:“当知道他就是写《血染的风采》的人以后,我很崇拜他。后来又听到他的《黄土高坡》,更惊异于他的才华。当时他想放弃这首歌,说歌坛上已经有《一无所有》了,不想凑热闹,没我的鼓励,这首歌可能就永远被锁在了抽屉里了。”
一个月转眼过去,两人终于正式恋爱。安雯说:“他很保守,走在大街上,还是我主动要牵他的手,他不肯,说怕被人家看见害羞。说实在的,他这辈子要是没遇见我可怎么过啊?肯定过得很乏味。”苏越也不示弱:“但是对我来说,是一半天堂,一半地狱。想想呢,还是天堂多一点。她的想法天马行空,让我总是在适应,还好生活上她是我的小跟班。”
1988年,苏越去日本进修音乐。“他去日本后我们每月光电话费就12万日元,并且,我难以忍受那种熬心的思念。”苏越走后两个月,安雯这个“小尾巴”远渡东瀛。
安雯说:“开始我们过得很苦。”苏越说:“那时音乐人远没现在有钱,《血染的风采》,我只卖了36元钱,《黄土高坡》好些,卖了76元。”安雯记得那年元旦,她和苏越两人买了一罐啤酒,一根硬得不得了的油条,坐在广场上,一人一口啤酒、一口油条,看着热闹的人群,虽然清苦,但仍然开心。”
安雯花一年过了语言关,苏越就到处打工,洗盘子、扛包袱什么都干。“有次去苏越打工的地方接他,那里的日本人居然议论,这女孩子怎么跟了这么个男人?当时我对他们喊着说:‘这是中国最有才华的音乐人。’”两人在日本艰苦的条件下依旧爱得死去活来。“那里好些留学生都认识他,抢着帮他干活,特别是两个上海人,每次还都给他塞吃的,很让人感动,可惜现在不记得他们名字了。”1989年4月,安雯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中日戏剧比较,有了收入,而苏越也和飞碟唱片公司签约写歌,生活日渐好转。
1991年2月25日,两人在日本领了结婚证,之后苏越学成归国。当时安雯已在日本戏剧界小有名气。“但我这辈子好像都追着爱情在走。”苏越走后一星期,安雯打电话跟他说:“我想回来,我想你。”苏越说:“那你赶紧去买机票。”当时安雯还有不到一年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她选择了回国。1991年5月26日,两人在国内正式结婚。
回到国内,安雯和苏越一起做起了文化产业。其实从1990年底开始,苏越就开始和港台合作在内地的整体包装、宣传,这也是内地歌坛经纪及包装的第一遭。而对日本艺能界(演艺圈)有着相当了解的安雯,这时也就成了他得力的助手。“中国第一个经纪人王京花,就是在我的帮助下知道了怎么做经纪人。”1992年,她把苏越在深圳发现的黄格选带回北京培养,“他是我在家里拿着话筒一点点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