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个人资料

关露，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8岁那年，她父亲不幸逝世。15岁那年，她的母亲又因积劳成疾不幸早逝。从此关露和小她两岁的妹妹便成了孤儿。
关露努力上进，用功读书，几经曲折，终于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学。入学的头二年，关露读的是文学系，后来受宗白华先生影响，又转到哲学系去学哲学和美学。在此期间，她经同学钟潜九的引介，结识了当时已在南京文坛初露头角的张天翼、欧阳山以及途经南京滞留的胡风等人。她同他们谈文学、谈创作，自己也在这时开始了创作实践，写了一些短诗和短篇小说。她还被邀参加由欧阳山主编的文学刊物《幼稚周刊》的编辑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学圈内。
1931年夏，关露离开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到上海去闯世界。不久，钟潜九、张天翼、欧阳山等也相继到了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钟潜九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正秘密参与工人运动。在钟的鼓动5导下，关露投入了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从此，她就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党的事业。
此后，关露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工人群众的斗争，一面加入左翼文艺运动行列。她先后参加过丁玲领导的“左联”创作委员会的工作，参加过任钧、蒲风等组织的“中国诗歌会”的活动，参与编辑《新诗歌》的刊物。她的诗歌创作成绩引人注目，为影片《十字街头》写作的主题歌词《春天里》经音乐家贺绿汀谱曲后广泛流传，脍灸人口。她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关露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和执著的追求，并已被证明有着多方面的才华。
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她是可以在这方面获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但是，做为一个已经决心献身于党的事业的战士，后来却不得不放弃自己对文学的志趣，走上了党为她安排的另一条充满艰难、曲折的道路。
1937年“8．13”事变后，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纷纷撤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关露则根据党的安排留了下来。
1939年秋后的一天，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刘少文秘密约见关露。他给关露看了一份从大后方打来的由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署名的密电，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
小廖即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露去找小廖干什么，电报没有任何提示，按地下党工作规则，关露不能多问。她只有服从。
数天后，关露乘轮船赴香港。到港后的第二天下午，有两位风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馆来找她。刚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对关露说：“我就是廖承志。请你到香港来，是要你接受一项特殊的工作任务。具体工作和应当注意的问题（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镜的男子），由这位潘汉年同志给你布置和交代。他是从延安来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
把她调来担负特殊的情报工作，具体原因是：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叛变，再后来又投靠了日本人成为汪伪政权特工总部头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汉奸这条危险的路上走入绝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联系，做一点于抗日有利的事情，为自己留一点退路；而中共情报机关在获悉李士群的这一动向后，也决定从抗战大局出发，因势利导，对李士群进行争取策反工作。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面能派曾经营救过、有恩于他的中共党员胡绣凤担任和他联络的任务。只因胡绣凤当时远在大后方且另有任务，中共情报机关便决定调胡绣凤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过来往的关露代替胡绣凤去担任和李的联络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据情报部的建议才电令关露赴港接受任务的。潘汉年知道关露已是入党多年经过锻炼的干部，便开门见山地对她说：“组织上要派你到汉奸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联络工作。可以从他那里听到和见到许多情况，他也可能主动向你透露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接着，潘汉年便简要地向关露介绍了李士群的一些情况和所以要派她去担负此项任务的原因。这才使关露心里有了点底。她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没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便恳请组织上对她今后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顷，潘又补充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
关露沉重地点点头：“我不辩护就是了。”
潘汉年最后交代说：“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尽快回上海去。以后，我会派人专门和你联系的。”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后的第三天，地下党的吴成方同志就根据上级指示和关露接上关系，要她尽快到李士群那里去开展工作。
关露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她克服各种困难，坚定沉着，勇敢机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务。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妇的频繁接触，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敌伪方面的情况。李士群既知道关露和他往来的使命，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有时就故意透露一些敌伪的军政动态信息，通过关露向中共表示某种求得谅解的姿态。从关露这条线传递出来的情报资料，对于潘汉年领导的敌后情报机构来说当然都是很有用的。关露的工作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
她牺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誉，忍辱负重去扮演“文化汉奸”的角色1942年春的一天，吴成方代表组织通知关露：她以后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进行联络搜集情报了。李士群那边组织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关露听说自己以后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顿感一阵轻松，心头仿佛卸去了一块重压的石头。她当即向吴成方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去直接参加抗战工作。吴成方说，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组织上还将派她去担负新的可能是更艰巨的任务，一定要安下心来。
果然在几天之后，吴成方就又通知关露：组织上已决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释说，这个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名叫《女声》。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们现在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过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设法找到日共党员，再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三名中国编辑分别负责编各自的栏目。关露担任小说、剧评和杂谈的编务，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职务：既不让公开为虎作伥的汉奸言论出现，又不能触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只有多编一些自己并无兴趣的风花雪月之类的文章。做这样违反自己心愿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领的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日本本土以外的参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荐才被邀请的。在会议筹备期间，关露曾同吴成方谈过这件事，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会看到和听到许多有用情况的。因此，当佐藤俊子要派关露代表《女声》去参加大会时，关露便答应了。虽然这是又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亮出了汉奸文人的身份，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她只能忍辱负重让世人责骂。
遗憾的是，关露在《女声》工作的约三年时间里，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日本时，都没有能够和真正的日共党员直接联系上。因此，她的工作也就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这是无可奈何的。正如吴成方事先分析的那样，得到怎样的收获，不光取决于我们主观上的努力，还要看客观上有没有好的机会。
关露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敌伪旋涡转移到延安和革命根据地去的打算。1943年秋，她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绣凤写信，用暗语表示她想去根据地的愿望。信上说：“非常想念母亲，舅舅让我们去看望母亲，不知母亲意见如何？”胡绣凤当即将姐姐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不久，邓就让人转告胡绣凤，说延安已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上海仍要关露留在那里工作。胡绣凤只好给姐姐关露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关露想直接通过上层关系调离上海，结果上面仍是尊重了上海地下党的意见。关露去根据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她不断被审查被隔离，两度入狱备受摧残。她的身体终于垮了。冤案平反，她再无牵挂，遂向死神主动走去关露受党派遣深入敌伪巢穴与敌人周旋的7年特殊经历，自从地转移到解放区后，就像是一层阴影，时时包围和笼罩着她，挤压和窒息着她的精神空间，危及着她的政治生命。
关露到达解放区不久，就赶上了新四军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实际是一场广泛的政治运动，每个人的历史，特别是从白区来的每个人的经历，几乎都要受到审查。
关露因那7年间的特殊经历，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审查对象。于是在整风进行到某一攻坚阶段时，她不仅受到严厉审查，而且被拘留起来了。虽然审查者的革命动机无可非议，但对于神经本已脆弱且已屡受刺激的关露来说，其委屈与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幸而当时关露的妹妹胡绣凤积极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党的吴成方和吴的上级张唯一、潘汉年，写了书面证明材料，最后经陈毅的批准，才恢复了关露的自由。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关露一直随苏北建设大学转移，从苏北到山东，又到大连。
在此期间，她既当文学教员，又写一些作品，只是发表时还是用的化名。
1949年，关露到了北京，先后被安排在华北大学三部、铁道部总工会创作组工作。1951年，她写的小说《苹果园》被文化部电影局负责人陈波儿看中，要她改编电影，她就被调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当关露在精神上的创伤渐渐得到愈合，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起点与收获时，历史又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而每一次的风暴又都将她卷入了旋涡，并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击。
1955年春寒料峭之际，反对胡风集团的政治风暴席卷中国大地。关露因为在南京念书和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时和胡风有过一些接触，也被列入了另册，而且对她实行了隔离审查。后来审查终于有了结果：她实在不够“胡风分子”的格，于是宣布撤销审查。
风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风分子”的嫌疑刚刚排除，一项更大更严重的政治嫌疑又降临到关露的头上。1955年6月的一天，两名公安干部直接到关露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证”之后，立即将她带走。
关露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一个单人牢房里。第一次审讯她的时候，她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
审讯员问：“你说说从1939年起你到敌伪那里去工作后究竟有些什么问题？”
关露答：“那是党组织派我去做工作的。我没有问题。潘汉年同志可以证明。”
审讯员：“潘汉年就有严重问题，你知道吗？”
关露当然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
她根本没有想到潘汉年作为当年敌占区情报工作的领导干部，如今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务副市长，会有什么问题。她不知道潘汉年已在两个月前被秘密逮捕。她正是潘汉年一案受株连的许许多多的干部之一。
关露在听说潘汉年有严重问题时着实吃惊不校她简直不敢相信。但她还是平静回答说：“我不知道潘汉年有问题。如果他真是像你们说的有严重问题，我也是没有问题的。”
审讯员：“这不能由你说。我们要对你审查。你必须将你那一段历史详细写出来，老老实实地向党作出交代，党才能相信你。”
从此，关露就被迫在那间单人牢房里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按审查人员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写，越写心里越不是滋味。当年在敌伪的巢穴中她出生入死、孤军奋战的艰难处境，历历在目。她相信自己没有做过损害党和革命的事。
她苦闷、烦恼，她的精神终于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于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个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袜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来饭菜时，她用手抓起来就往嘴里填。后来她被送进了医院，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治疗，才慢慢恢复正常的思维能力。出院后，当然还得回到那间单人牢房之内苦度岁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关露被叫到监狱办公室。管理人员对她宣布：“对你的审查已经结束，现在你可以走了。”监管人员说得这样轻描淡写，就仿佛蹲了两年的监狱如同住了两天招待所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