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垢个人资料

长孙皇后（601年3月15日—636年7月28日），出生在长安，籍贯河南洛阳，小字观音婢。
13岁嫁李世民，武德末年，她竭力争取李渊后宫对李世民的支持，玄武门之变当天，她亲自勉慰诸将士。之后拜太子妃。李世民即位后册封为皇后。在后位时，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先后为皇帝诞下三子四女。
贞观十年（636年）六月崩于立政殿，葬唐昭陵，谥号文德皇后。咸亨五年（674年），加谥号为文德圣皇后。天宝八载（749年）六月，加尊号为文德顺圣皇后。李世民誉之为“嘉偶”、“良佐”并筑层观望陵怀念。
尝著有《女则》十卷，尚有翰墨存世，今均佚。仅存《春游曲》一首。

将门之女

长孙皇后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出生，洛阳（今河南洛阳）人。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是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劢之女。长孙一族因是北魏宗室之长，在孝文帝改革时，赐姓长孙。长孙家族作为皇族宗室，从北魏至隋以来能人辈出，可谓“门传钟鼎，家世山河”。长孙氏的父亲长孙晟有一箭双雕的美誉，且在军事外交上也颇有建树。长孙晟长期处理隋与突厥的关系，曾使计分化突厥，对突厥分裂有极大贡献。突厥之内，对长孙晟非常敬畏，听闻他的弓声，认为是霹雳，见到他骑马，认为是闪电。因此，长孙晟家得到霹雳堂的称呼。长孙氏就是这样一位出身贵族世家的名将之女。

喜结良缘

长孙皇后是长孙晟的幼女，对于这个小女儿的婚事，长孙家族非常上心。伯父长孙炽十分欣赏当时唐国公李渊睿智大气的妻子窦氏。窦氏年幼时曾劝说舅父周武帝宇文邕为了北周大局优待突厥皇后。长孙炽认为窦氏这样一个优秀的女子必然会教出出色的子女，因此劝说长孙晟为年幼的长孙氏与唐国公家结下姻亲。 然而，在婚约定下后不久，长孙晟于大业五年（609年）去世了，随后长孙兄妹与母亲被同父异母兄斥还舅家。幸运的是，长孙氏的舅父高士廉对待妹妹及其一双儿女非常优厚。
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和李世民是少时好友，高士廉见李世民非常人可比，又知晓长孙氏幼年时的婚约，便在长孙氏父丧期满后，就开始促成此事，将长孙氏许配给他。于是在大业九年（613年），13岁的长孙氏，便在这豆蔻之年与时年十六岁的李世民完婚，从此开始了与李世民互爱互信，相知相伴的一生。婚后，长孙氏曾归宁于永兴里，舅父高士廉的妾室张氏在长孙氏住的房舍外面看见了一匹大马，此马高二丈，鞍勒都在，张氏惊惧，将此事告知高士廉。高士廉请人占卜，显示遇坤之泰，内阳外阴，内健外顺，显示天地之交。占卜之人说“龙是乾的卦象，马是坤的卦象，女子处于尊位，居于中正之位卦象显示，这个女子贵不可言”。 高士廉听后心中欢喜，“亲戚知者，咸敬异焉”。
归宁后不久，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征辽战争。李世民的母亲窦氏随担任督粮官的丈夫李渊出征，在涿郡意外病倒。随军的李世民衣不解带地照顾母亲。可是窦氏仍不幸于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五月过世。次月杨玄感谋反，同谋兵部侍郎斛思政逃亡辽东，与其交好的高士廉被贬外放。 一方是生身母亲，一方是情同慈父的舅父，正在新婚燕尔的小夫妻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二人在逆境中互相安慰，扶持激励彼此，关系越加融洽。
大业十二年（616年），唐国公李渊迁右骁卫将军，同年四月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次年（617年）皇帝杨广敕李渊为太原留守。 李世民和长孙氏夫妻也随父亲就任而居太原。既没有婆婆的指导，也不见妯娌的帮衬，太原留守的次媳，年仅十七岁左右的长孙氏自然而然地承担起唐国公府的当家主妇一职，在公公的信任支持和丈夫的爱护包容下，长孙氏度过了幸福的太原时光。当长孙氏在太原附近出资修建了玄中寺，并于寺中聆听钟声时，李唐家的声望和长孙氏的仁德也随着仁寺钟声传扬，平和的在太原郡百姓心中扎下了根。

武德斡旋

隋末暴政，民怨沸腾，各地反隋势力纷纷揭杆而起，群雄纷争。李家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举义旗，很快异军突起，于同年十一月入主长安，先奉代王杨侑为隋帝，改当年年号为义宁。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被封为秦国公，次年（618年）三月初九改封赵国公。长孙氏随丈夫李世民先后为秦国夫人和赵国夫人。
义宁二年（618年）五月二十日李渊受禅登基为帝，国号唐，改元武德。六月初七李世民受封秦王，长孙氏亦随之受册为秦王妃。建唐之初，天下未平，李唐势力范围仍很小。作为主帅，李世民常常出征在外，但期间子女的诞生给夫妻俩带来了不少喜悦。长孙氏在牵挂夫君之余，也尽力为夫君免除后顾之忧。作为秦王妃，长孙氏依旧孝事李渊，深得皇帝公公的认可。李渊以过继早夭嫡子李玄霸为名，将长孙妃亲生儿子李泰直接晋封为卫王、上柱国。
秦王李世民征伐四方，先后讨平了薛举父子、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和王世充。于武德四年（621年）受封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之上。此时的秦王李世民身兼数职，威望势力直逼太子李建成，功高震主难免被猜忌。平定洛阳后，李世民拒绝了奉命前来有非分之请的贵妃等人，秦王部属又多次与后宫亲属产生摩擦。秦府上下对后宫已多有得罪。反之太子齐王与后宫妃嫔时常往来，经常联合在高祖面前谗害李世民。眼见多次在外浴血征战的丈夫与皇帝疏远，又为太子齐王所嫉，秦王妃直接出面缓和矛盾。她常常在宫中出入，孝顺高祖李渊，同后宫妃嫔交往，以弥补丈夫与皇帝的嫌隙，在后宫中为丈夫存留助力。在尚书右仆射萧瑀和太子少保李纲等人的鼎力支持下，高祖李渊最终没忍心对李世民下死手。秦王妃长孙氏等人同心影助为秦府的绝地反击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正如历史上无数次的皇权斗争一样，兄弟阋墙终于决裂。

玄武之变

武德二年（619年）末因刘文静事件，高祖已冰封过秦王。只因内外战事不断，唐廷必须仰仗秦王武功，不得不在每次战事吃紧时，一次复一次地启用李世民，而事平之后对战功越发显赫的李世民猜忌更重。武德末期，皇帝猜忌日重，太子齐王日渐紧逼，李世民的处境更加艰难。在武德七年（624年）六月杨文干事件，秦府与太子齐王两败俱伤之后，双方争斗进入白热化。
同年七月突厥再度寇边，情势危急，太子齐王与多数大臣纷纷赞同迁都，唯独李世民直谏，认为夷狄之患不足为惧，请求出征讨伐突厥。高祖听从了他的请求，但是太子与后宫妃嫔却乘机进谗言诬陷李世民谋掌兵权以篡位。高祖再起疑心。之后高祖在城南狩猎，太子将一烈性胡马授予秦王妄图摔死秦王，秦王驯马后完好无伤答以“死生有命”，太子借机令后宫妃嫔妄言“天命”诬陷秦王。高祖大怒，但碍于边境不宁，缺不了李世民这军事奇才，不得不按下此事。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太子于东宫设宴欲用毒酒加害李世民，不成。又和齐王策划在昆明池暗杀世民，并乘机逼宫。幸得率更丞王晊得知阴谋并将此事告知李世民。
经过一系列的事件，持续加剧着秦王府与东宫间的矛盾。秦王妃长孙氏没有放弃弥缝。然而面对丈夫及其部署遭遇的不公和打击，长孙氏越发警醒地意识到摆脱困境的紧迫感。此时的秦王妃长孙氏没有退缩，义无反顾地站在丈夫身后，和胞兄长孙无忌及房玄龄等秦王府僚共同给予丈夫毫无保留的支持。武德九年（626年）六月三日，金星再次白天出现在天空正南方的午位，当高祖将傅奕密奏“秦王当拥有天下”告知李世民， 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李世民下定了决心。
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率领秦王府八百将士在玄武门设伏。通常站在丈夫身后的长孙氏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丈夫身旁，从容勉励将士。将士们无不感激秦王妃的亲自慰勉，因此更奋发无畏。妻子无所畏惧地生死相随不离不弃，更激励着丈夫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秦王的完胜而告终。三天后的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长孙氏随之成为太子妃，八月八日李世民登基为帝，并在登基后十三天册封长孙氏为皇后，从此明君贤后，交相辉映。

佳偶良佐

长孙皇后喜爱看书籍图传，即便是梳妆打扮时也手不释卷。成为皇后后依然如此。经常与丈夫一起地共执书卷,谈古论今，从容以对，发表独特见解，对丈夫与朝政大有裨益。 唐太宗对长孙皇后一向爱重。登基之后，对长孙家族常常恩遇逾制。
长孙皇后深以盈满为诫，说服胞兄让位，在太宗恩准下，长孙无忌得以闲职高薪退避宰执之位。长孙皇后还利用自身对丈夫的影响力来护慰朝廷贤良，匡正丈夫的过失。[59] 长孙皇后一方面欣赏“庇护”着魏徵那些敢于直言的忠臣，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提醒着李世民要行仁政。[60] 她以女性特有的力量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辅佐皇帝丈夫，使得初唐出现了有利的政治局面。
君明后贤臣直，文治武功，春风和睦，亲切包容。大唐初期迎来了它令后世魂萦梦绕的理想境界“贞观之治”。

因病去世

贞观八年（634年），长孙皇后陪同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期间，身染重疾。皇太子请求大赦并度人入道，为妻子健康忧虑的唐太宗立即应允，但遭到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无奈唐太宗只好请普光寺法师昙藏入宫为妻子祈福，或是天子诚意所致，长孙皇后病情旋及康复。
九年（635年）皇太子李承乾纳妃苏氏，然而喜悦之后却连接着悲伤，此后接踵而来的生身母亲赵国太夫人的薨逝以及太上皇李渊的驾崩，给长孙皇后和李世民这对夫妻又一次沉重打击。双重丧期的哀痛，诱发了长孙皇后早年罹患并时常发作的气疾，次年，病势加重，药石皆不见效。
早年，太宗驾幸太原，长孙皇后生病，他曾亲自到石壁寺礼谒禅师，并解众宝名珍，为妻子供养启愿。于是太宗决定再次求助于佛家。十年四月，李世民下诏修复天下名胜古寺392座为皇后祈福，著名的善寂寺，修定寺便在此列。虽然太宗期待佛家的福祉能够又一次给妻子带来好运，但是，幸运没有再次眷顾。
十年六月（636年），长孙皇后崩逝于太极宫立政殿，终年三十六岁。太宗悲伤不已，遵从皇后遗愿，营山为陵，是为昭陵。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于情伉俪情深，于政相辅相成。“一与之齐，终身不改。”

母仪何炜

训诫诸子

长孙皇后生性简约，不喜欢浪费，所需的东西，够用就可以。对于皇子要求也很严格。她经常训戒诸位皇子，要求他们以谦恭节俭为先。即便对于自己的亲生子女也不例外。
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自幼便被立为太子，由他的乳母遂安夫人总管东宫的日常用度。遂安夫人对于太子十分上心，觉得东宫之内器物还不够，于是在长孙皇后面前屡次要求增加费用。长孙皇后虽然爱护儿子，但并不想助长东宫的奢侈之风。她对遂安夫人说：“身为储君，所患者德不立而名不扬，何患器物之短缺与用度之不足啊！”于是驳回了遂安夫人的请求。贞观的风气从此处也有所体现。

调和直谅

长孙皇后御下平和，从不无故令人有冤。太宗长年行军打仗，脾气难免急躁。后廷之人常因小事触怒太宗。长孙皇后深谙太宗脾性，总能让在气头上的丈夫熄灭雷霆之怒。
有一次唐太宗一匹心爱的骏马突然无病死掉了，唐太宗迁怒于养马的宫人，“将杀之”，长孙皇后并没有直接为宫人求情，而是对丈夫谈起了两人曾经共同读过的一个故事：“过去齐景公因为马死了要杀人，晏子就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过，说：‘你养的马死了，这是你的第一条罪；让国君因马死而杀人，老百姓知道了，必定埋怨我们的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必定轻视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齐景公听后便赦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曾经在读书时看到过这件事，难道忘了吗？”唐太宗听了妻子的这番话后自然会意，养马宫人也因此得以免罪。
唐太宗又对房玄龄说：“皇后在各种政务政事上都能启发影响我，对我极其有好处。
养马人这样的宫人只是皇宫内苑里极其卑微的人物，但长孙皇后仍然以她的仁慈智慧照拂着他们，不因他们地位卑微而轻视他们的安危性命，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宽和明理的女主人，才能使得宫内没有任何冤屈。

抑制外戚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情义深重，对于妻子的家族也十分恩宠。长孙无忌与唐太宗为布衣之交，又是皇后胞兄，还是辅佐元勋，李世民视为心腹，让他自由出入皇宫内室，对他的待遇群臣无人堪比。几度想要任命他为尚书右仆射，却遭到长孙皇后的反对，她觉得自己身为皇后，家族的贵宠以极，不愿意家族子弟遍布朝廷。于是再三阻挠丈夫授予哥哥大权，太宗认为长孙无忌才兼文武，没有听从。但长孙皇后异常坚定，在无法说服丈夫的情况下，转而私下命令哥哥让他坚决辞职，拗不过妻子的坚持，李世民只得解除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的官职，但却将他升为从一品地开府仪同三司，让长孙无忌享受高官厚禄但不管事。长孙皇后这才满意的喜见颜间。
长孙皇后对外戚之事一直以前代为鉴，临终前仍然不忘嘱托丈夫不要给予她的家族太多。她认为自己的家族有幸结为皇室姻亲已经是很大的荣幸了，但他们并非都是才德出众之人却身居高位，所以很容易遇到危险，想要长久无忧，就不能让他们担任要职，只需要以外戚的身份觐见，就已经是极大的幸事了。长孙皇后对于家族的看法再联系日后之事，足见她的非凡的远见和智慧。

赞成帝治

长孙皇后对于丈夫的事业一直以来都是全力支持的，作为皇后，她对于内宫治理上的优秀自不必多提。护俾忠良，赞成帝治更是十分出色。长孙皇后对于太宗是十分了解的，她知道丈夫为君不易，虽然李世民在纳谏方面做的已经是非常出色，但总有疏忽不及的地方，况且善始善终对于任何人而言都不是易事。于是她常常劝说丈夫要始终记得容纳良言。
长孙皇后曾借长乐公主嫁妆一事谏言，她认为，“韩非谓之说难，东方朔称其不易”忠言逆耳利于行。肩负国家社稷之人最要紧的就是容纳忠言。“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如果太宗能深切了解，那么就是天下之幸。临终之时，仍不忘嘱咐丈夫，要亲信君子，远离小人，容纳忠臣良言，不可听信谗言，停止游猎劳役。
诗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之谓也。唐太宗得贤后作配，唐朝有这样敢于谏言，远见卓识的皇后，贞观之治的出现长孙皇后实在助益良多。

奖进忠良

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生有不少儿女。太宗对他们都宠爱有加，关爱之心与寻常父亲并无区别。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太宗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
贞观五年开始准备嫁妆，唐太宗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进言请求双倍于永嘉长公主，太宗欣然同意。然而魏征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太宗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征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在太宗并未有所表示的时候，长孙皇后直接对魏征加以赏赐，并暗示自己会给予支持，可谓给魏征注入了强心剂。也正是因为有长孙皇后这样的靠山，魏征的正义直谏才会这般顺利。

用俾房魏

长孙皇后虽然不主动出面干涉朝政，但她对于贤良却从来看重。唐太宗是一个性情中人，手下谏臣众多，尽管太宗善于调整心态，听取意见，但难免有被冲撞的时候。盛怒之下，也会出现过失。这个时候，深为妻子的长孙皇后就会发挥她的柔性力量，安抚丈夫，护佑贤良。
最著名莫过于“朝服进谏”。一次李世民下朝回宫后，十分气愤地对妻子说：“我以后找机会一定要杀了那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道“是谁惹怒了陛下？”，李世民回答说：“魏征经常在朝堂上羞辱我。”长孙皇后面对盛怒中的丈夫。既没有顺水推舟出言煽动，也没有唯唯诺诺，默不敢言。她做了一个奇特的举动，暂时不理会丈夫，退到里间，换上了正式的朝服。然后走到丈夫面前表示祝贺。李世民十分惊奇，询问妻子的用意。长孙皇后则笑着答道：“我听说君主开明则臣下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敢言，是因为陛下的开明，我怎能不祝贺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之后更加重视魏征。
同样受惠于长孙皇后的还有房玄龄,当时房玄龄因过错被遣回家,长孙皇后便对唐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太宗听了妻子的意见，觉得有理，之后便再次重用了他。详观上面两件事情，长孙皇后对于太宗的影响力自是不用多说。自古国家将兴，必有明君临朝，而又有哲后作配。关雎美后徳，长孙皇后维护中正之臣，实不负关雎之美。

鳒鲽情深

生死相随

唐太宗登基后生过一场重病，缠绵床榻累年，长孙皇后悉心照料，昼夜不离左右。唐太宗和长孙皇后自少年结发，共同进退十多年，即使武德末年生死攸关之际都互不离弃。因感念丈夫对自己付出的真心实意，长孙皇后将毒药系在腰间，准备“若有不讳，亦不独生”。贞观八年（634年），帝后生死相依的情景再度出现。在九成宫的某夜，柴绍突来告变，太宗立刻穿上盔甲，同房就寝的长孙皇后，见丈夫全副武装准备，不顾自己病体虚弱，立即紧跟太宗而出。左右竭力劝说她应以身体为重，然而长孙皇后只顾念着丈夫，不惜自身病情加重，执意随从丈夫，直至此事完结。
无须誓言表白，多少次危难中的生死相随，增进了李世民与长孙氏在相知相守岁月中的浓情深意。无论夫妻俩身份如何改变，始终不渝。
当太宗面对长孙皇后的遗作，悲痛欲绝，亲口对侍臣说出“我岂不知道皇后之崩是天命而不能割情？只是想到失去贤妻良佐，仍然克制不住悲伤啊”时，太宗和长孙皇后夫妻二人的情深意笃已然昭显。
爱屋及乌

太宗对长孙皇后的宠爱同样惠及到了长孙皇后的亲族身上。太宗对长孙无忌的宠遇众所周知，自太宗登基开始便一再加恩，委以腹心，群臣莫及。长孙皇后父亲早丧，后来是由舅舅高士廉抚养，她与李世民的婚事也是由高士廉促成。因此，太宗一生对于高士廉都非常感激，极其敬重。 贞观二十年（646年）高士廉病重，太宗亲临其家探望，并和他述说生平往事，感慨流涕。二十一年（647年）高士廉去世，太宗因着“故旧情深，姻戚义重”，不顾自身病体和大臣劝谏执意要去临丧。后来在陪葬诏中太宗又不忘强调“朕爰在弱龄，早敦姻戚，绸缪眷遇，多历年所”可见对高士廉的感念。类似“地兼贤戚”，“地兼姻戚”“椒掖之亲”的词语在下达给长孙无忌和高士廉的诏书中比比皆是。当然长孙无忌和高士廉除了长孙皇后的原因之外还有自身的才干，可是其他人却是实实在在的“以后亲”了。
长孙皇后的族子长孙祥，他的父亲长孙安世曾经是王世充部署，但因为长孙皇后的缘故，长孙祥得以在唐廷做官，并最终做到刑部尚书。长孙敞因受贿被免官后，太宗却因为他是皇后的亲叔叔，常常赏赐给他大量丝绢，不久不仅重新任命还升他宗正卿。
比起私惠后亲，还有更明显的事,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异母哥哥长孙安业（名无宪，字安业）参与谋反，按律当诛，却因为长孙皇后的求情，太宗免除了他的死罪。唐律谋反本十恶之首，最后不仅活命还官拜兵部尚书，封薛国公。亲兄弟谋反，皇后没有跪着请罪，担心自己被株连，反而以“释憾於兄”这个牵强的理由直接要求太宗网开一面饶恕这位异母兄长，能有如此的自信，可见“恃宠”之言非虚。
长孙皇后临终前之所以要说“妾之本宗，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当一个皇后不去忧虑人走茶凉，反而担心皇帝莫要赏赐太多时，必然是因为皇帝已经对自己的家族太好了。
　　其实唐太宗对长孙皇后亲族的好也就是和普天下所有爱妻子的丈夫一样，爱她所爱，亲其所亲，身为帝王在自己力所能及又无伤大雅的范围里给予妻子最好的。
帝后互动

李世民爱重长孙皇后，尊重她的看法，即使朝政大事也毫不避讳。经常向长孙皇后询问朝中赏罚之事，长孙皇后不想回答时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为由拒绝干涉朝政。李世民却一定要和她讨论，再三询问，长孙皇后无奈之下决定不理踩丈夫，以沉默应对，对此李世民对妻子也毫无办法。
朝政之外，长孙皇后和唐太宗的相处颇有有闲情逸趣。有一日春景正盛，长孙皇后在内苑游玩，见桃花灿烂，嫩柳抽芽，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便乘兴赋诗，名曰《春游曲》。太宗听闻后，“见而诵之，啧啧称美”。贞观二年，幼子李治诞生，洗儿礼时，长孙皇后赠给幼子一个吉祥之物玉龙子。这本来是李世民于晋阳宫所得，看它“虽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便作为礼物送给了妻子，长孙皇后一直将它放在衣箱里，乘着这次幼子诞育，才又转赠。后来李唐皇帝“以为国瑞，帝帝相传”。
九成宫作为避暑度假佳地，深得唐太宗的青睐。贞观六年，他和长孙皇后一起去九成宫避暑，兴之所至便拉着妻子在九成宫中散步，历览台观。帝后二人走到西城背阴处时，突然发现所处位置的泥土异常湿润。太宗放开妻子，拿起手杖朝地上深础，不多久，便冒出了泉水，帝后二人十分欣喜。太宗特地让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刻《九成宫礼泉铭》，以作纪念。
太宗与长孙皇后还常常奉养高祖，诚心尽孝。贞观六年十月（632年），太宗和长孙皇后回到京师，侍奉太上皇宴于大安宫。“帝与皇后更献饮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罢”贞观八年三月（632年），高祖在两仪殿摆宴，宴请西突厥使者，因贞观以来，功业极盛，四夷臣服，高祖十分高兴。太宗与长孙皇后互进御膳，又献服御衣物，长孙皇后执栉为高祖理发戴冠，看到高祖发已花白，心中感怀，与太宗皆不禁流泪，如同家人常礼。